《资治通鉴（文白对照）》PDF电子书全18巨册，由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宋】司马光 撰，沈志华、张宏儒 主编。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包括原文、译文两部分,按周、秦、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等十个朝代文白对照排列。为方便读者查阅,原文、译文在一个展开面上,即原文以宋体字排印在左,译文以楷体字排印在右。原文参照中华书局《资治通鉴》点校本排印。因已有译文,故中华书局本原有的小字夹注(包括胡三省注、章钰校语等)均不再收录。白话译文以上述中华书局本为工作底本,卷次、分段一沿其旧,仍保留原段落序号。翻译使用现代汉语书面语言,力求准确、流利、生动。一般为每句对应直译,在不违背原意的原则下,允许适当增加形容词;对于个别直译难以读懂之处,酌量增加补充文字、主语、宾语等;对较为抽象的原文论说,适当采取意译办法,但忌作主观发挥。

人名、地名、职官名一般不作翻译,但古今地名易引生歧解者,酌情予以翻译。如“山东”,译作“崤山以东”。

典故、专用词语中,凡现代汉语仍在广泛使用的典故成语、词汇,如“负荆请罪”等,不译。古代礼制、经济等专用语,如“食邑”、“假黄钺”等,在较早出现之处酌作解释,其后相邻之处则沿用。帝王的称谓,一般使用庙号,少量追谥或废帝等使用本名。尽量遵循司马光原书所奉正朔,以某“纪”内该朝君主称“帝”,并存的其他政权君主则视情况称为“王”、“国主”等。但司马光原书中此类称呼亦见混乱处,常有“帝”、“王”、“国主”等交替加于一人之身,尤以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为甚译时则不强作统一。时间的译法,于卷首标题帝王年号后以括号注出公历年,译文内干支记日后以括号注出旧历日期。由于原书系司马光等人采撷多种史料摘编而成,故干支记日常与月份不符,有些虽可证诸正史等予以勘误,但为保留原貌与全书的统一,译文中均不作考辨。原书的误字,译文根据中华书局点校本作改正。但属于史实上的错误,为保留司马光原著的面貌,一般不作更正。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书目：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1册      周纪 秦纪 汉纪（卷1——卷16）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2册      汉纪（卷17——卷36）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3册      汉纪（卷37——卷52）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4册      汉纪（卷53——卷68）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5册      魏纪 晋纪（卷69——卷89）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6册      晋纪（卷90——卷102）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7册      晋纪（卷103——卷118）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8册      宋纪（卷119——卷134）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9册      齐纪 梁纪（卷135——卷156）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10册    梁纪 陈纪（卷157——卷176）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11册    隋纪 唐纪（卷177——卷192）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12册    唐纪（卷193——卷207）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13册    唐纪（卷208——卷222）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14册    唐纪（卷223——卷236）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15册    唐纪（卷237——卷249）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16册    唐纪（卷250——卷265）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17册    后梁纪（卷266——卷279）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  第18册    后晋纪 后汉纪 后周纪（卷280——卷294）

《资治通鉴（文白对照）》出版说明：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仁宗宝元初年中进士甲科。后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曾于治平年间进《通志》八卷,记战国至秦二世之史事,得英宗赏识,受命再编《历代君臣事迹》。遂设局于崇文院,选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为同修官,始协力倾心于编纂。神宗即位,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时司马光以反王安石变法故,坚辞枢密副使之职,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随后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载,六任冗官,书局自随,沉精积思于《通鉴》之编写,不舍昼夜,终至元丰七年(1084)告竣,呈帝御览,因迁资政殿学士。次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司马光应召入京,走马还朝,于元祐元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尽废新法,叱咤于“元祐更化”之时。但为相八月,一病辞世。观前人之所为作,可谓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修〈春秋》;屈原放逐,始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司马迁腐刑,乃显《史记)。司马光虽未如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亦以泥守旧制而离朝廷,投闲置散由居庙堂之高,转处江湖之远,仕途困厄,政治失意,方专注于治史,得以成就《通鉴》。

司马光著《通鉴》之由,其一在于“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乃“删削冗长,举撮机要\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②,“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乃“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其记历代治乱兴亡之迹,供皇帝阅读,助人主辨所谓是非之志,虽违离阙庭,区区之心却念于政事,朝夕寤寐,常居帝王左右。乃至“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十九载之精力,尽于此书。

《通鉴》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成书二百九十四卷,另《考异)三十卷,《目录》三十卷,总三百五十四卷,三百馀万字。其于采正史之外,又用稗官野史、奏议、笔记、文集、谱录、墓志、碑传、行状,杂史诸书凡三百馀种,于盈积简牍之中,抉擿幽隐,校计毫厘。其中贤君昏主、忠臣奸佞、勇将懦夫、志士小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
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堪称巨制。
《通鉴》乃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之最大者,其立编年体通史之规模,年经事纬,“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料,却并无骈拇枝指、附赘悬疣之繁,所谓登高望之,旗整辙清。

《通鉴》着眼于为政得失之道,择收我国古代政治史料,剪裁运化,系而统之,警戒后世,仍堪镜考。世之研究司马光《资治通鉴》者众多,各类注疏之中,尤以南宋史学家胡三省耗时三十年之久所作之《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为著。其将注释及司马光《通鉴考异〉融入《通鉴》原文之下,成为今日流传之本。而观《通鉴》之刊刻出版,其于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奉旨下杭州镂板,元祐七年刻竣。时隔数载,以哲宗亲政时及徽宗崇宁年间恢复新法故,司马光身后一度罹\坏。此后,《通鉴》以本书、目录、考异、点校、注释、详节、要览、选本等诸多名目刊刻出版,绵绵不绝。计南宋以来,有监本、馀姚官刻本等二十馀种;终元一朝,又见张氏晦明轩刻本、兴文署本凡十种;明起弘治元年以下,成椠十馀种,每二十馀年即刊刻一次;有清一朝,乃承飞雪堂刻本、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等九种;民国初创,即有涵芬楼铅印本、《百衲本宋本资治通鉴)等七种;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以来,始有北京古籍出版社之精装点校本、中华书局之平装点校本等数种。中华版本以清胡克家刻本及近代章钰所撰之《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为底本,汲取前人之考订成果,谨于校勘,当为今世之佳本。

一代伟人毛泽东,酷爱《通鉴》。通读穷一十七遍,至书页残破,仍爱不释卷,且言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遂广为推荐,又教读于左右,批点于卷帙,循循导启,不厌碎烦。
毛泽东之读《通鉴》,释其起于三家分晋,寓意在“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下者肆意,事所必至,理有固然;论其迄于五代,用心在避曲笔言事,粉饰当朝,所谓“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倡以立论疑古,读书不可尽信,不可囿于人言;评其战争史笔,泼洒
打天下、守天下之迹,乃政治之继续,要在取舍治乱得失,上助君王之鉴;议其褒贬明主昏君,赞前者之治国之道、用人之术,警后者之庸聩乏能,误国误民。凡此种种,述论尤多。究见其熟读《通鉴》,旨在以史为镜,借鉴前人得失,用古为今。

一部《资治通鉴》,既以其内容之博大精深,录事之求实考信,兼收并蓄,拾遗补阙,而成为学史、研史者不可不读之书;又以其考评前世之兴衰得失,镜鉴于后人,有资于治道,而成为领导国家者不可不读之书;更以其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启发思想,指导人生,而成为普通人众不可不读之书。惟其举要若此,方为天地间不可阙如之书。毛泽东曾言,历史不可割断。从孔夫子至孙中山,当总结之,以承继此份珍贵遗产,其对于指导今世,帮助匪浅。《通鉴》即在此珍贵遗产之列。

然《通鉴》成书时近千年,其文字毕竟古朴,又兼记载弥繁,以至古人读之,尚感入海算沙,穷年不能究其辞,没世不能通其义,常发山峨海茫之叹,更何况今人碍于其言辞之涩、学识之博,阻于其名物之繁、制度之多,势必困于读通,艰于理解。司马光亦曾自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是以学者尚不易卒读,遑论大众!足见《通鉴》之今译工作实已刻不容缓。

大凡本固则末茂,源浚则流清。以今日通行之白话文全译〈资治通鉴》,使人人能得而读之,为各阶各层提供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之机,当可助人辨兴亡之事,明安邦之道,树为人之本,立报国之节,知其利害,晓其善恶,追览既往,奋扬开来,对我华夏博大精深之文化遗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民族精神,多一分思索。

司马光纂〈通鉴》,以儒家正统思想提纲挈领,势所必然,其“臣光曰”类史论总约二百馀处,精华糟粕杂于其间。《通鉴》之今译并非高山仰止,其正可助人于读通读懂之中,条分缕析,批判继承,弃其糟粕,扬其精华,推陈出新,对我华夏千年之优秀传统,万年之文明古国,增一份爱心。

我们常思以根之于历史者深,胎之于风俗者固,因之于地理者远,必生出一种凝不可懈之精神,此即华夏千年之文明,传统文化之集萃。何以扬其精,摒其糟,穷究华夏文化之
博史,弘发华夏文化之灵秀,正当为我们实践志向,奋发有为之一题。如是乃检索史籍,首选出司马光《资治通鉴》,以白话译之,力图沟通今古,传经典文章于大众。

但以《资治通鉴)之篇鸿制巨,今译实非几人精力所能为功。故此我们苛定底本,严择译家,会聚十几家学术机构之数十位专家学者,集思广益,推敲攻研,翻译编审,竭力尽心,倾拳拳之忱,奋勤勤之劳,数载心力,尽瘁于此,终奉出此全译之本。此本其文义以忠实于原著为要,含英咀华,于直译之中,求准确、精炼;其文字取通俗流畅之势,感灵觉异,于求雅之间,留原作用语个性。又附原文以利对照,提供细品古文韵味之便。

全译《通鉴》,泱泱大事,以数十人之力,既苦之于初做,又限之于水平,其疏漏、舛误必多。故我们殷殷期望于专家学子、大众读者不吝赐教,以资再作修订,获取更精审之译作。所谓“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悠悠华夏历史,结晶文化遗产,多如高原决水、汗牛充栋,其整理、普及迫在眉睫。我们愿效愚痴之力于此项宏伟事业以聚纤尘而成就泰山之巍峨,汇细流而成就江海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