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铜元-中国近代机制币珍赏》PDF电子书全1册，由上海科技出版社2012年出版。

 《百年铜元》是一部集大成的珍品铜元大系，收录了作者精选自藏（内含伍德华、李伟先、马定祥、张璜等诸多名家旧藏）一千余件，大纲钱、孤品、大珍不一而足，有些系首次公开亮相。其次，《百年铜元》是迄今*部结合海内外文献，系统化论述铜元版别演变的专著，学术含量颇高。此外，《百年铜元》特别将铜元作为主线，以钱映史，以币说史，向读者娓娓讲述那个“铜元时代”，展示了清末及民国时期由币制变迁所引出的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令读者得以神游那段时光，细品百年沧桑，掩卷而有所得。

《百年铜元--中国近代机制币珍赏》出版说明：

中国货币史发端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源远流长，作为中华文明史的组成部分，绵延不断地发展至今，留下了极为丰富而精彩的文物遗存。相较于其他历史文物，历史货币文物更综合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状况，从而更具有文物价值，是中华民族重要而珍贵的历史遗产。在中国货币史上，金、银、铜、铁、铅、镍、铝以及纸质等多种材质被用于货币制作。货币在作为后世的文物收藏品以后，藏界为便于收藏体系的建立，便根据其材质及制作工艺的特性，将各种历史货币划分成若干个独立门类。旧时的藏界，将中国历史货币分成古钱纸币、机制金银币、机制铜元四大门类。

中国铜元的流通，发端于清末，延续至民国，历时仅短暂的四十余年。在中国数千年的货币史长卷中，其仅占极小的一段。然而，由于这四十余年的历史时期，正值前所未有的大战乱、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阶段，作为最集中反映历史政治、经济及文化等状况的货币—一中国铜元，储存着密集而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产生、发展与废止的历程，不仅细致体现了其所处时代货币史的演进脉络，而且还广泛联系着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的重大事件与具体进程。

中国铜元的产生，是顽固守旧的清政府为挽救制钱制度免于崩溃的无奈选择。鸦片战争后，随着对外通商口岸的不断开辟，以及日趋严重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经济结构及生产方式发生剧
变，商品经济比重不断增加，货币流通的频度及总量也相应增大。同时，中国的货币流通领域也日益密切地与国际金融市场相联系。在此情形下，一种在长期封闭的自然经济下形成的货币制度已与现实的社会经济不相适应，而其最突出的矛盾就是白银与制钱无明确主辅关系的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银、钱复本位币制。两种不同的金属材质，同时被用于币制的本位币，其原料的市场价格波动，必然会传导到两种货币各自的估值上，这不仅使其法定兑价因频繁波动而无法维持，并且给两者在制作上留出套利空间，从而引发流通领域的动荡与混乱，最终导致币制的崩溃。这是清末所谓“圜法大坏”的根源。

承续咸丰以来的币制败坏，光绪初年，因国际银价暴跌而产生的金融危机波及中国，致使币
制状况更显混乱。银价暴跌，反衬岀铜价大涨，如按币制规定，铸发制钱就要招致亏损。所以
当时的官府长期停铸制钱。与此同时，币制规定，制钱一千文折纹银一两，这一比价对当时的
官铸“小平”钱来说，是一种对钱币材质价值的低估，于是，毁钱为铜的套利之风蔓延。制钱的停铸与销毁，引发了日益严重的“钱荒”，社会经济活动遭到极大阻碍。为抒困局，自光绪十三年(1887年)始，京城及地方钱局在慈禧太后严旨的催逼下相继开铸制钱。然而不久，各地均因亏损过重而先后作罢。同时，新发行的制钱，大部分难逃牟利者熔毁的厄运。为时十余年的币制恢复陷于僵局，“钱荒”之困愈演愈烈。当清政府的制钱制度处于穷途末路之际，生产铜元成了苟延制钱制度残喘的最佳出路。因为，铜元既是低值货币，可以解救“钱荒”之困;铜元又是虚值货币，不惟生产成本可保且余利可观;而更大的优点是，铜元采用机器制造，图文精美，难以造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李鸿章在广东仿照港仙铜元体系创制广东铜元，商民乐用，成效显著。不久，在凊廷的鼓动下，全国大多省份相继仿效开制。铜元虽然是虚值货币，其实际价值对应于面额，以及对应于白银价格都有较大高估，不过，由于当时的市场需求正旺，所以，在铜元制发的初期，法定价“每百枚换银币一圆”的铜元，在实际行用时，通常会有一至二成的“升水”，然而，由于中国铜元在其创制之初及大部分的流通时间内，所依据的是中国传统的制钱本位的币制，在具体的币值体系上，则直接沿袭咸丰大钱，因此，中国铜元虽然在外形及制造工艺上伤照外国机制币，但本质上还是中国传统货币的延展，而并非体现一种先进货币制度的建立。它的生存空间囿于陈旧落后的制钱制度，所以注定了它多舛的命运。陈旧币制的缺陷，加之政治昏暗和吏治腐败，曾经作为济世扦困的铜元，不到五年，便成为为患市场的祸端。由于复本位币制的弊端，铜元的制造与发行，可获三至四成的净利。为利所驱，各地竞相滥造，造成币制新一轮的混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