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 全4册 2011彩图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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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出版说明：

  中华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又丰富多彩,素以“衣冠文物礼仪之邦”和“丝绸之国”闻名于世。黄能福、陈娟娟、黄钢合著的《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就引导我们领略这悠久的历史和万千的气象。

  我们的祖先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磨制骨针缝制毛皮衣服,佩戴兽牙、贝壳、骨管、鸵鸟蛋壳、石珠等连串的串饰。到了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农耕牧畜,营造房屋,男子出外狩猎,打制石器,琢玉;女子从事采集,制陶,发明纺麻,养蚕制丝,纺织毛、麻、丝布,缝制衣服。根据考古材料,我国在距今7000年前西安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发现有100余件带有麻布或编制物的印痕,其中已有平纹、斜纹、罗式绞扭织法、绕环编织法等编织方法。江苏吴县草鞋山发现了距今5400年前的葛布,织有回纹和条纹暗花。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平纹蚕丝绢和浅绛色罗距今已5500年。新疆和青海新石器文化遗址则发现过彩色花纹的织锦和在绢帛上绣出精美花纹的刺绣。衣冠鞋履、玉石首饰、佩饰与华美的发型配套,构成中华上古服饰文化的繁荣景象。

  服饰是人类源于护体御寒等生理需求的物质的产品,又是反映人们审美观念和生活理念的精神载体。我们的祖先自从发明了纺麻、缫丝、织毛等手工技术,就能利用纺织品缝制适合护体御寒的配套服装,而且创造了形式美观、具有思想内涵的服饰纹样,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末,中国进入传说中“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时代;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统治者以“天命神权”为精神支柱,宣扬“道协人天”的思想,把森严的等级制度以“礼”的形式固定下来。服饰是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就成为“礼”的重要内容,作为“分贵贱、别等威的工具。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他与天帝沟通的办法即祭祀。《礼记·祭法》:“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论语》中说,禹平时生活节俭,但祭祀时必穿华美的礼服——冕,以表对天帝的恭敬。经过夏、商、周三代的继承和变革发展,到周代就形成了以天子”为中心的完善的服饰制度,按礼节的轻重规定穿不同的礼服,同时规定按不同的政治地位穿不同的礼服,位高者可以穿低于规定的礼服,位低者越位穿高于规定的礼服则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后宫嫔妃及百官的服饰也都有相应的定制。这些服制的思想内涵,完全从属于传扬“天命神权”,巩固阶级统治的政治需要。例如天子冕冠的缍板前圆后方,前面象征天,后面象征地;前后垂旒各十二条及天子章服的十二纹章,象征月之四时运行的十二地支(月令),冕旒以五彩缫(丝绳)贯朱、白、苍、黄、玄五彩玉珠,这五色与季节、气象、方位及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象星座相对应。天子章服的十二章纹,更具政治伦理的内涵,作为王权的标志,历代传承以至清末。从考古证知,人类使用首饰佩饰早于使用服装。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如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制作的玉器,包括发饰、冠饰、耳饰(玉玦及耳坠)、颈饰(玉串饰及玉项链)、臂饰(玉瑗、玉臂环、玉镯)、手饰(玉指环)、佩饰(玉璧、双联璧、三联璧,及鸟、兽、蛙鳖、龟、龙等象生型玉佩)、玉带钩等,其形式之多样,磨琢之精巧,令人叹止。商周时期,玉器被统治者作为人格道德的象征,所谓“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除玉饰之外,商代已生产金首饰,以后金银珠玉宝石镶嵌工艺技术高度发展,首饰的艺术形式与文化内涵不断丰富,一器一物,往往价值连城,这就形成中华传统工艺美术的光辉府库。

  在中国古代服饰纹样中,龙纹是地位非常显赫的装饰题材。古代神话中,如黄帝、女娲、伏羲等都说成是人头蛇身的神人,《虞书·益稷》把龙作为天子冕服十二章纹中的章,而龙蛇作为服饰纹样的实例,已见于甘肃临洮出土的彩陶人形器盖中。《诗·小雅·采菽》中说:“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商周铜器铭文,亦可发现赐玄衮衣的铭文。玄衮衣即绣有龙纹的玄衣,可见中国统治阶级首领穿用龙衣由来已久。历朝以龙纹为衣袍装饰的实物形象,留传至今的甚少,唯明清两代尚有流传,尤以故宫博物院收藏最为系统完整。当年龙袍纹饰款式系由清宫如馆画师按服饰制度精心描绘,经审准后核发江南织造府织造,材质夏用纱绣缂丝等,冬用织成妆花缎或以缎、绸绣制,表以紫貂、薰貂、海龙皮等,织绣工艺精工无比,绣线则采用扁金线、圆金线、龙抱柱线、孔雀羽线等。一袍之作,辄逾一二年,积民间工匠心血智慧之精华。

  中国自古是多民族聚居的国家,服饰文化以华夏农耕士儒文化为主体,不断与少数民族的游牧骑射文化相交融,并在交融中发展。华夏民族注重礼仪德化,故服饰雍容宽博,气度万千,但实用功能性差。游牧民族活动性大,生活无定处,故注重穿脱方便,合体实用。当少数民族入据中原华夷共处之时,华夏贵族的服饰便对少数民族贵族起到感染,如北魏孝文帝的服饰改制即其实例,而少数民族的实用功能性服装则对华夏军队与劳动者产生重大影响,如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及以后短装在民间日益普及,提示了服装向科学实用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华民族传统服饰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化宝库中独树一帜,值得我们去研究、弘扬。

  黄能福教授和陈娟娟研究员,从20世纪50年代初即随前辈服饰史学大家沈从文先生研究中国服饰艺术史,历近半个世纪,学术成果颇丰。他们夫妇二人的合著,曾荣获两次中国图书奖、一次国家图书奖、两次国家图书奖荣誉奖。陈娟娟自幼多病,曾患多种高危疾病达数十年,但一直坚持在故宫从事织绣文物的陈列、研究,与其爱人黄能福合作,砣砣于学术著述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陈娟娟是故宫博物院培养的名优秀的织绣文物专家。我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不久,曾去医院看望过病危中的她,还想待她出院后再细谈,不料竟成了永别。现在,由她和黄能福、黄钢合著的《服饰中华中华服饰七千年》在故宫博物院庆祝建院八十六周年之际出版,是一件值得祝贺的好事,既是陈娟娟、黃能福、黄钢对祖国服饰文化研究心血的结晶,也是故宫博物院对祖国文博事业的一份贡献。

   

  中华服饰文化是在世界服饰史上具有悠久的历史,汇聚了多民族创造智慧的文化精华。继承中华优秀的服饰传统,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饰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方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约在40万年以前知道利用兽皮来抵御冬天的寒冷。到距今10万年至5万年的尼安德特人时期人类已经能够缝制毛皮。在距今4万年至1万年的克罗马农人时期,皮衣已进入发达阶段。这一演进的历史过程大体和中国服饰的起源演进过程相近。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北京人已经具备利用兽皮保暖的能力。至更新世晚期智人阶段,辽宁营口金牛山人已能制造磨尖了的骨锥在兽皮上钻孔,以皮条皮筋穿过兽皮的孔眼制成原始的兽皮衣服;金牛山人还用钻孔的骨板制作佩饰品,在辽宁海城小孤山距今4.5万年的遗址就出土了几枚相当精致的骨针和穿孔的兽牙蚌骨等。河北阳原虎头梁出土的穿孔贝壳、钻孔石珠、鸵鸟蛋壳和鸟骨制作的扁珠,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所使用的原始佩饰品,有些扁珠的内孔和外緣相当光滑,说明曾长期佩戴过。北京房山山顶洞人遗址距今1.8万年至2.5万年,这里发现了穿孔的兽牙125枚,有5枚穿孔的兽牙是排列成半圆形的,显然是原来的串饰;还有7颗散布在头骨附近的小石珠的穿孔曾用赤铁矿研磨的红色粉末涂染过。虽然这里出土的骨针比辽宁海城小孤山旧石器遗址发现的骨针粗糙一些,但考古学家发现这里埋葬的尸体周围撒有赤铁矿的红色粉末,表明当时曾举行某种葬礼,从用红色粉末施撒尸体周围等现象分析,可知我国早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即已有与原始巫术观念相融合的原始服饰文化。至新石器时期早期,丝、麻、葛、毛等手工纺织和绘画工艺出现,衣冠鞋靴已与玉石首饰佩饰、发型配套。在辛店文化的装饰陶器中,还出现了以龙纹为装饰主题的服饰的陶塑人形,把中国龙袍的历史推前到距今5000多年。这些都是古代典籍所从未提到的。中国服饰文化的历史,从发明手工纺织品制作成套的服饰起算,上下7000年,史料记载与出土文物的丰富与完整,世所罕见服饰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为了更好地适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随着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能力的提高,逐渐创造了服饰和服饰文化。服饰包括服装和首饰、佩饰及配饰。它们既是人类为了生存而创造的物质条件,又是人们在社会性活动中的重要精神表现。人们对服装的要求有生理方面的物质性和心理方面的精神性。物质性表现为衣物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即衣服保暖、透气、散热、防护肌体、便于活动等物理、化学性能;精神性表现为审美的艺术性和象征性。服饰的精神性是流动的,在发展过程中常因环境和社会的变化而出现流行性变化,产生空间性位置移动和传播,以及时间性的传承和革新。而人的审美意念和象征意念不仅受时代意念的制约,而且受民族意念的制约。这是服饰文化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原因。服饰的品种款式的变化是服饰的外形,受民族审美意念和象征意念主导的文化气质和艺术气质,才是服饰内在的神采。

  本书以中国服饰文化的起源、形成、繁荣、发展、演变全过程的物质性特点和精神性特点为对象,记述各个历史时期服饰文化的发展演变,其中涉及服饰门类、穿着方式、服饰制度、服饰材料、服饰纹样、发式打扮诸方面。服饰是多源的文化,各民族的服饰文化在发展的道路上互相交融,都以本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从中华服饰文化发展的长河,找出演变的客观规律,对于弘扬中华服饰文化传统的优势,创造符合当代科技和艺术时尚的社会主义新服饰文化,树立中华服饰文化的新形象,应是必由之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中国服饰文化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一直举足不前,这是由于服饰文化不能单以史书为研究的依据,而必须广泛研究考古发掘的实物,并与历代遗存的雕塑、绘画等形象资料相佐证,以物证史,才能窥见古代服饰文化的真实面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发掘工作在全国普遍展开,湖北江陵马山砖厂1号战国楚墓,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福建福州北郊浮仓山南宋黄升墓,江苏金坛南宋周瑀墓,山东邹县元代李裕庵墓,北京定陵明万历皇帝及孝端、孝靖皇后墓,以及新疆民丰北大沙漠、吐鲁番阿斯塔那、楼兰等古代丝绸之路”沿线,都先后出土了保存完整、品类众多、纹彩鲜丽的服饰、丝绸、刺绣实物;陕西临潼秦始皇陵秦俑坑、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西安唐懿德太子李贤墓等一批古代王族墓葬的壁画、雕塑和敦煌莫高窟等古代佛教洞窟的壁画供养人像等,展示了当时人着装形象的风采,使我们能通过这些考古发掘资料,结合文字史料了解古人衣着生活的文化内涵,为深入开展中华服饰文化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条件。

  党和政府对中国服饰文化的科学研究极为重视,1954年周恩来总理就提出建立中国丝绸博物馆和中国服饰博物馆的设想。现中国丝绸博物馆已在杭州建成。1983年在制订中国服装设计研究中心方案时,服饰博物馆就纳入了规划,馆址设在北京大北窑服装大楼内。1964年,周恩来总理嘱托沈从文编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学术巨著。沈从文为此投入了全部精力,用了十余年的时间写成这部力作。沈从文以广博的学问和坚强的毅力,将浩瀚的文史材料及历代绘画雕塑作品和考古发现的有关服饰资料进行全面的排比鉴定,归纳分析,从而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结论,开拓了中国服饰文化史研究的正确道路。20世纪80年代有一大批反映中国考古工作重大收获和文物科研重大成果的大型图书陆续出版,如“中国博物馆丛书”、《中国美术全集》、《良渚文化玉器》、《殷墟玉器》、《秦始皇兵马俑》、《敦煌莫高窟》、《新疆古代民族文物》、《定陵掇英》、《西夏文物》、《国宝》、《故宫赏宝录》、《清代宫廷生活》等。此一时期在台湾也有《故宫服饰展览图录》、《中国古代玉器图释》、《中华服饰图录》《中华袍服织绣选粹》等书出版。这些都为中国服饰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可靠、印刷精良的图像。同时周锡保、那志良、孙机、周汎、高春明、王宇清、张道一等则从服饰文化的不同层面,发表了各自的重要学术著作,把中华服饰史的研究推向新阶段。

  基于我国考古及文物、历史研究的巨大成就,20世纪90年代本书作者编著出版了《中华服饰艺术源流》和《中国服饰史》两部著作,前者汇集从原始社会至20世纪初有关服饰艺术的彩色图版880余幅,后者以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服饰史学的研究成果为依据,以服装学的一般原理为基点,系统介绍中华服饰文化的起源及历代的发展演变。从而弥补了前一阶段缺乏原始社会服饰研究的空白,并进一步使服饰文化的研究普及化。

  服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起源远远早于阶级的产生,因此服装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服饰资源为统治阶级所占有,服饰文化也就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史传夏代中国最高治者就用“十二章”服饰纹样作为最高权威的象征。儒家学派对“十二章”作了很多解说,如“十二章”中的宗彝为“虎彝”、“雌彝”的说法,显然与夏代青铜器铸造的实际不符。但先秦时期统治阶级的礼服以龙纹为饰,则已被出土文物所证实。龙纹在原始社会作为一种超自然力的象征而受到原始人的崇拜,在中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辽宁海城发现一条8000年前用鹅卵石摆塑的长龙横亘于原始聚落的住房与墓群之间,这条巨龙显然不是某一首领个人权势的标志,而是原始聚落成员共同的保护神。甘肃宁定出土了一件穿着蛇纹衣服、文面、头上盘着一条长蛇的半山型人形陶器盖,中外学者认为这件人形陶器盖与龙图腾的崇拜有关,它所反映的可能是一位巫师,应该是一位能够驯蛇的巫师。而他所穿着的衣服,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龙衣形象,当是后来龙袍的前身;这件龙衣陶塑,反映了原始服装与原始宗教观念之间的关系。目前见到的真正能够称为龙袍的形象是河南的几件商代玉雕人形和著名的乳虎卣中的人形,这些人形的服饰纹样,都是在两袖饰降龙纹,两腿饰升龙纹,前胸饰龙头形铺首纹,后背及领缘饰黻纹,花纹的整体布局大体与后代的龙袍相当。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商代巨型铜人立像头戴王冠,身穿龙纹礼衣,龙纹作对称式适合于矩形框架之内,共为两组,排列于衣襟左侧,左肩后侧有一螭龙纹为饰,整件衣袍镶饰极为华丽,似为蜀王的形象。如果半山时期的巫师所穿的龙衣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服饰文化上的反映,那么到了商代,商王族和蜀王所穿的龙纹礼衣,就已经转化为神权与王权的综合象征,成为国王和王族政治身份和特权的标志服裝有物质的实用功能和精神的装身功能。在原始社会,服装的装身功能主要体现为表现原始的宗教意念。到商周时期,由于阶级的分化和对立,为了强化精神统治,把服装作为“分贵贱,别等威”的工具,根据阶级等级规定了相应的章服制度,从而强化了服装的上层建筑性质,我国夏、商两代奴隶主贵族即巳穿冕服举行政治性的活动与祭礼。根据《周礼·春官·司服》记载:“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王之吉服,祀吴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彆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缔冕。祭群小祀,则玄冕。”合称六冕周代王后则有袆衣、揄翟、阙翟、鞠衣、展衣、祿衣等六种礼服与国王的六冕相配衬,以此为主体形成了奴隶社会象征政治等级体制的冠服制度。中国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对于周礼是十分赞赏的,儒家经典对周代的礼治精神和冠服制度又不断进行了理论上的发挥,把服装的审美意念和象征意念与儒家的政治伦理观念及神学观念融为一体,形成了中华以人伦和天命为依归,制物尚德,法天则地,仁民爱物,立足于礼治和德化精神内涵的中华服饰文化传统,传承于世数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