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通史 全12册 2011

 张炯等编著的《中国文学通史（套装共12册）》是一部由代表国家级水平的专家团队历时十余年精心打造的精品文化工程，代表了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趋势，对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繁荣新时期文学研究，促进各民族的团结，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也满足了近年来各地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图书馆以及专业人员的科研与阅读需求，对满足年轻读者的数字化和在线阅读需要亦有所助益。

百多位专家学者、历时十五年编撰，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科研成果之一—《中国文学通史》(12卷本)日前推出。该丛书由该院荣誉学部委员张炯、邓绍基、郎樱任总主编，共600万字。

据介绍，该书贯通古今，将历代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学都纳入编写的视野，包括当代56个民族的文学和港澳台地区的文学，并论述了各民族各地区文学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的关系。同时将古今各种文体，包括古代神话、歌谣、史诗、历史纪事、小说、散文、戏曲和当今的童话、小品、随笔、杂文、科幻小说、电影文学以及历代文学理论都纳入通史书写。

作者简介  · · · · · ·
张炯（1933～）汉族，福建福安人。中共党员。1948年10月参加革命，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作品与争鸣》月刊主编、《评论选刊》杂志社社长、《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名誉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著有评论集《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新时期文学评论》、《文学的攀登与选择》、《走向世纪之交》、《文学的回眸与思考》、《文学评论与对话》、《文学多维度》；专著有《创作思想导向》、《新时期文学格局》、《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社会发展与中国文学》、《文学多维度》和作品集《迟开的梨花》；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学讲稿》、《新中国话剧文学概观》、《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和《新中国文学史》（两卷）、《中华文学发展史》（三卷）、《共和国文学60年》（四卷）、《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集（1949～1966）》，与人共同主编《当代文学新潮》、《中国文学通典》（四卷）、《世界华文长篇小说丛书》（十二卷）。获国内奖项多次。并获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的二十世纪成就奖。
邓绍基（1933～）江苏常熟人。中共党员。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副主编兼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学术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50年开始发表作品。专著有《〈红楼梦〉论丛》、《杜诗别解》，主编有《元代文学史》、《中国文学通史系列》。还担任过《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和《中国文学通典》主编。其《元代文学史》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研究成果奖。
樊骏（1930～）浙江镇海人。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研究员，《文学评论》编委，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论文集两卷，曾协助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担任过《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曾长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其长篇论文《论说老舍》曾获鲁迅文学奖。

中国文学通史书目：

中国文学通史 第1卷 先秦至隋代文学
中国文学通史 第2卷 唐代文学
中国文学通史 第3卷 宋辽金文学
中国文学通史 第4卷 元代文学
中国文学通史 第5卷 明代文学
中国文学通史 第6卷 清代文学
中国文学通史 第7卷 近代文学
中国文学通史 第8卷 现代文学 上
中国文学通史 第9卷 现代文学 下
中国文学通史 第10卷 当代文学 上
中国文学通史 第11卷 当代文学 中
中国文学通史 第12卷 当代文学 下

《中国文学通史》，由江苏文艺出版社于2013年2月出版，是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规模最大的一部中国文学通史。全书600余万字，由著名学者张炯、贺绍基、郎樱担任总主编，参与策划、编纂、撰稿的都是积学多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及部分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有关专家，集几代人的学术研究成果于一体。

这套《通史》共分十二卷，范围从先秦到二十世纪末，分别为《先秦至隋代文学》、《唐代文学》、《宋辽金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上、下）、《当代文学》（上、中、下）。全书既有对中国文学所作的一次集大成式的总结，也有对中国文学史在范围、深度上所作的全新的开拓和尝试。《通史》第一次把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港澳台文学史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在资料的占有上，吸收借鉴了当代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近年来考古发掘和发现的最新研究资料，包括出土的文物、史料等，从而使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更客观公正。

《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重要学术成果。它是我国将各民族文学包括台港澳各地区文学都纳入研究视野的文学史著作。参加编写的人员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的研究人员外，还邀请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福建、广东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部分学者。全书从先秦写到当代，规模宏大，篇幅浩繁，资料致力丰富翔实，观点追求科学明晰，评价努力实事求是，为积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夙愿而成。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编写过程的若干认识和思考分述于下，以为序。
一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璀璨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过一代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原始诗歌，到《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的散文，以迄汉唐以后涌现的大量作家作品，无论是乐府、汉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元明以来的戏剧，无不名家辈出，佳作连篇，有如峰峦迭现，云蒸霞蔚。近代百多年来，尽管国家民族遭受侵凌，随着仁人志士不断振臂而起，救亡图存的呼声伴随革命的风雷震撼神州大地，文学从古文诸体裁的衰落中也如火中再生的凤凰，以焕然一新的身姿翩翩飞舞，重又呈现蓬勃的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经历空前未有的深刻变革，文学经过新的时代的洗礼和痛苦的蝉蜕，更迎来了新的繁荣。我国是世界上具有几千年连绵不绝的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多民族的国家之一。历代我国文学的出色成就，都是中华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手段。一定时代的文学总生长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它是一定社会文化土壤上凝结的人类精神的花朵。迄今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我国文明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除了早就认定的黄河文明外，其时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不但有石器、陶器，还有相当规模的祭祀和丧葬文化以及初步的龙形玉器；长江以南还发现了以良渚文化和巴蜀的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已发掘出六千年前的城市遗址。巴蜀三星堆的青铜器更以其有别于中原的独特造型显示了古代长江上游文化的灿烂。

在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自古便居住着许多族群部落。他们都以自己的文化创造、滋育和发展了中华文明，而作为今天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历史上许多族群部落逐步融合而成的。最初它是古代生活于中原一带的华夏族。当时华夏族的史籍把活动在他们四方的族群部落分别叫做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实际上，东夷又细分为鸟夷、莱夷、淮夷，生活在从河北、山东到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带；被称为南蛮的民族包含长江以南的越族、苗族、濮族等多种部族；被称为西戎的则涵盖生活在西北和西南的羌、氐和后来被称为回纥、吐蕃等民族；而被称为北狄的则既有东北地区的貉族、肃慎，也有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据考，作为古代华夏族祖先的炎帝和黄帝的部族，前者原是西戎分支的羌族，进入中部地区后，与来自南方的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不断发生冲突，被迫退到今天河北的涿鹿之野，后得到来自西北的黄帝族的帮助，打败了蚩尤，才建立了炎黄的部族联盟，但后来炎帝族又被黄帝族打败。这些部族的子孙在中原、华北地区就逐渐融合为后来的华夏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存于今天中华大地的古代各族群和民族既互相征战，也互相交融，政治、经济、文化都不断有密切的来往，随着子孙的繁衍，有些民族迁移了，有些民族出现了分支，于是便逐步形成了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汉、满、蒙古、回、壮、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都为辉煌的中华文学不断增添耀目的光彩。

我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诗经》是春秋时代经孔子删选而编成的。作为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国风》的部分便收有周代十五国的民歌，它的产地就超出原华夏族的地区。而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楚国人，当时楚国被中原华夏视为“南蛮舌之邦”，其族群多属古三苗所处的荆蛮地域，其风俗文化和语言都与中原地区有别。而长江以南曾与楚争雄的吴越，其先民史载有“断发文身”之俗，与中原民族也有差异。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及至自汉至唐，中经魏晋南北朝，既存在国家疆域不断扩大，汉族统治势力进入其他民族地区的状况，也出现北方和西北各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原在中原的汉族不断向四方迁移的状况，从而使中华各民族在大疆域内进一步融合。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不独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意义，也带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样，参与文化交往和文学创造的，就不仅仅限于华夏族或汉族。唐代李氏王朝建立后，不仅册封内附民族的君长，还任用多民族官员，文化上更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自唐至清，北方游牧民族在关内相继建立王朝的便有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清(满族)。这些民族与汉族杂居，且有滞留福建、两广、云贵各地的。正是在各族人民分处各地又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的各个族群和民族都创造有丰富的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固然拥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各兄弟少数民族也涌现出许多作家作品。例如，三大英雄史诗——藏族、蒙古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此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王传》，虽同一源流，但在两族口头相承的发展中有某些差异的衍变。、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此外，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也很有影响，尤其是新近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还涌现了像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许多著名的古典名著以及著称于世的许多卓有贡献的作家。进入近现代，各民族文坛尤人才辈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友爱的真正实现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迄今五十六个民族差不多都已拥有自己相当数量的作家群。他们以各具民族风采的文学创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学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