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全21册套装）中华书局 PDF电子版（文字版）

四书五经（全二十一册套装，经典中的经典，中华书局三全本权威上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书局出品】

前言

中国史学的发轫期，根据现存的文献，当在西周、春秋时期。所 谓“《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仅是传说，是否史籍，真伪 难辨。只是到了西周、春秋时代，才有完整的史书，如周王朝有《周 书》《周志》，郑国有《郑志》《郑书》，楚国有《楚书》《杌梼》， 晋国有《乘》。墨子说:“吾见百国《春秋》。”(《隋书·李德林传》 及《史通·六家》篇引)说明《春秋》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称。只是这 些史书绝大部分已亡佚，其体制与内容，当然也就无从知道了。流传至 今的，只有《尚书》《春秋》等少数几部史书。

《汉书·艺文志》有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 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帝王靡不同之。”记事的史书为《春秋》，相传为孔子所修订。这是中 国第一部编年简史，也是最早的私家所著的历史著作。《春秋》的记 事，从鲁隐公元年开始，就是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 昭、定、哀十二公，按照这十二公的次序来记载历史大事，从鲁隐公元 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共记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事件。《春秋》的内容以鲁国为 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国。

作为一部以记事为主的编年体著作，《春秋》的首要特点是有了明 确的时间顺序。作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 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按时序将历史事件排列起来，有所取舍，有

详有略。这一点，比之《尚书》是一大进步。《尚书》没有时序，为后
人从发展演变的角度认识历史带来许多不便。《春秋》编年的记史方
法，不但是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也是历史观的发展与进步。《春秋》
的编年记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宏观地审视历史流变的依据，客观上也
反映出作者历史演变的史学观念。这是史学观的一大进步，对后世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记事“谨严”。(韩愈《进学解》 说:“《春秋》谨严。”)所谓“谨严”，指的是遣词用字一丝不苟。这个 风格，源自《春秋》的“书法”。举例来说，《春秋》隐公元年记 载:“郑伯克段于鄢。”《春秋左传》中有一段解释《经》文的话: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 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意为共叔段与兄争国，不像个做弟弟的，所以《经》文不称之 为“弟段”。郑庄公与叔段之战，宛如两国之君交战，郑庄公打败了对 方，所以说“克”。《经》文称“郑伯”，意在讥讽郑庄公有失教弟之责， 有意养成其恶。叔段败后逃亡共地，《经》文不写“出奔”，是因为郑庄 公也有罪，史家又难以下笔，为尊者讳，所以不说“出奔”。可见《春 秋》的用语是非常谨严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要以一字之 褒贬来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因此特别重视遣词造句。这与孔子著 《春秋》的目的是相统一的。《孟子·滕文公下》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

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通过历史事件尤其是人事的记载，达到“劝”与“惩”的目的，自古以 来就有这个传统。《春秋》中的“书法”，在孔子以前的史官中已成为一 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只是到了孔子依鲁史记修《春秋》，把这种手法加 以系统化和模式化，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惩恶劝善”也成为中国 古代史学以至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春秋》谨严的特点，其弊在于记事过于简略。《春秋》所记之 事，少者一事仅一字，最多者也不过四十余字。如此简略的记载，只类 似于今天的标题新闻。作为一部史书，它无法使人们了解历史运动的全 过程，更无法使人从中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例如“郑伯克段于 鄢”一事，乃是春秋初年发生于郑国的一件大事，但《春秋》隐公元年 仅以上述六字记之。这样简略的记载，读者不但对于郑庄公兄弟阋墙、 母子构怨的经过无法了解，更无从知道春秋初年的小霸郑庄公在暴兴于 诸侯之前为巩固君位、肃清内部障碍而消灭共叔段势力所起的历史作 用。从这一点上说，王安石讥之为“断烂朝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极大影响的先秦“六经”之中，《春秋》是非 常重要的一部著作，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如前所述，孔子作《春秋》 并非单纯为了记载历史事件，而是为了坚持西周制度，反对诸侯为政， 目的在于匡救时弊，惩恶劝善。但是，《春秋》经文隐晦难晓，又蕴含 褒贬，所以又有了“解经”的“《春秋》三传”，这就是《春秋左传》《春 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儒家经典，到了东汉前期，“经”的范围已 经扩大，连解“经”的“传”“记”“诂”等也引进“经”内，上升到“经”的地 位。“三传”也成为经书。唐代正定“五经”，实际上包含了“九经”，就是 《易》《书》《诗》、三《礼》和三《传》。宋代以后，“十三经”这一 套儒家经典著作基本形成，《春秋左传》成为“十三经”中重要的一部著

作。

在西汉的今古文经学的分野之中，《春秋左传》属于古文经学， 《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属于今文经学。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 争，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春秋左传》进行的，特别是刘歆是否伪造 《春秋左传》之争。这一论争，不但在汉代掀起轩然大波，而且这桩公 案一直延续到清末。尽管如此，经过汉代刘歆、贾逵、服虔、郑玄以及 晋代杜预等学者的弘扬推崇，《春秋左传》在“十三经”中已越来越被重 视了。

  关于《春秋左传》，有几个问题需要谈谈。

一、《春秋左传》书名《春秋左传》，西汉人称之为《左氏春秋》，或“《春秋》古文”。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
  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
  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
  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
  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
  秋》。

这恐怕是有关《春秋左传》的最早的正式记载。《汉书·河间献王 传》载河间献王刘德“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也称为“左氏 春秋”。又因其为秦火前遗书，所以又有“《春秋》古文”之称。《史记·

吴太伯世家》太史公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 吴兄弟也。”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称:“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 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春秋》古 文”即指《春秋左传》。到了东汉，班固撰写《汉书》，称“及(刘)歆 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汉书·楚元王交传·附刘 歆传》)，又称:“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又 称:“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 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同前引)班 固称之为《春秋左氏传》，时人又称为《左氏》《左氏传》。在《汉 书》中有《左氏春秋》和《春秋左氏传》混用的情况。它如何变成《春 秋左氏传》这一名称呢?沈玉成先生认为:“经过一段时期，人们逐渐觉 得《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要比《左氏春秋》准确，于是就为学人所习 惯使用，简称《左传》。”这样的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