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史 全8卷16册 2014高清PDF电子版

《世界文学史》PDF电子书全8卷16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出版。

俄文版《世界文学史》是1980年代分卷陆续出版的一部大型基础性学术著作,由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主持,联合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外国文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历经数十年编纂而成。

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翻译出版《世界文学史》,得到了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版权许可。此后的十余年间,本社组织了翻译力量起草了翻译体例,经过众多俄文专家和出版社编辑组的艰苦努力,八卷本(十六册)的中译本《世界文学史》现在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在中译本《世界文学史》出版之际,有必要对翻译、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作一些说明。

1.俄文版《世界文学史》原计划出版九卷本,计划中第九卷叙述的年限是1917年至1950年代。最后正式出版的是前八卷,第九卷只是个“征求意见本”。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建议中文版翻译出版前八卷,第九卷暂缓翻译出版。其理由是,第九卷尚不成熟,需要重新撰写。因此,现在出版的中译本《世界文学史》是八卷本(十六册)。

2.俄文版《世界文学史》是苏联时期出版的著作,其历史观和文学史观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记。中译本为了保持这部基础性学术著作的完整性和历史面貌,按原文译出,未加删节和改动。

3.《世界文学史》全面阐述了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涉及的人名、地名、作品名的翻译十分复杂,尤其是各民族文字先译成俄文,再译成中文,加上各民族语言发音不同,转译过程中稍有疏忽就会出错。中译本《世界文学史》在编辑过程中,尽可能参考各种工具书,采用中文标准译法,统一和校正了全书的人名、地名、作品名,但难免会有错译和漏校,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4,为尊重原文的表述,完整呈现俄文版《世界文学史》的原貌,中译本《世界文学史》中论及的某些文学概念与范畴,与中国读者通常的理解有所区别,例如对于“散文”的定义(可指“诗歌”以外的所有体裁)等等,阅读时需加以判别。

5.俄文版《世界文学史》每卷附录中都有“参考书目”,收录了本卷叙述的文学史时限内世界各民族有代表性的著述和文学作品以及后世的相关研究著作的目录,对外国文学研究者颇有参考价值。中译本将俄文“参考书目”直接附录于每卷之后。

6.俄文版《世界文学史》每卷附录中都有“人名索引”,中译本按照翻译著作的惯例,保留了人名的俄文版索引页码,并在全书的边页标出了俄文原著页码。同时,中译本《世界文学史》的“人名索引”按照汉语拼音重新排序,便于读者使用。

中译本《世界文学史》出版项目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资助,我们在此表示感谢。

《世界文学史》书目：

世界文学史 第1卷 上册

世界文学史 第1卷 下册

世界文学史 第2卷 上册

世界文学史 第2卷 下册

世界文学史 第3卷 上册

世界文学史 第3卷 下册

世界文学史 第4卷 上册

世界文学史 第4卷 下册

世界文学史 第5卷 上册

世界文学史 第5卷 下册

世界文学史 第6卷 上册

世界文学史 第6卷 下册

世界文学史 第7卷 上册

世界文学史 第7卷 下册 

世界文学史 第8卷 上册

世界文学史 第8卷 下册

《世界文学史》出版说明：

奉献给读者的八卷本《世界文学史》的使命是评述从上古时代—文学产生之时起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止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历史运动,并阐明这一运动的主导规律性。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中这是第一部如此广泛地包罗综合其材料的著作。编著这样的著作的必要性是很明显的。这种必要性是由我们的文艺学学科发展的自身逻辑所决定的。最近一个时期各民族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地理界线和历史界线被研究者明显地扩展了。同时,探索对现有十分丰富的文学史材料进行总结的途径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浓厚了。足以证明这一点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是苏联科学在探讨世界文学过程的比较研究法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世界文学史》的问世是符合我们时代的迫切社会需求的。这部力求阐明世界文学发展历史规律的学术巨著的依据,是确信文学过程和社会生活进程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有机的联系。《世界文学史》的基础是源出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说的历史一元论思想。这种思想充分注意到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形式之一的艺术创作的特点,同时认为社会发展和艺术发展是统一的。在这方面本书与唯心主义文学史观是对立的。唯心主义文学史观的最重大特征之一是不相信存在客观的历史规律性,因而对撰述规模宏大的综合性文学史著作失去了兴趣,并多半不再能撰述出这样的著作。

在这方面还应该强调一个对《世界文学史》来说极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在选择和评价文学史材料时不能抱如下的成见,即低估所谓“小”文学的历史重要性,认为个别区域的文学起“超群的”作用,由此而产生对其他地区文学艺术成就的轻视,表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或者相反,表现出东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在这方面,从观点的客观性及其在本书结构中的反映来看,《世界文学史》不同于国外出版的许多同类著作。

《世界文学史》之产生(也不能不产生)是要总结苏联文艺学积累的经验,苏联文艺学在研究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史方面和理论领域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包括探讨对人类艺术演变进行比较研究的若干原则。我们的学科最近一个时期在认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文学史问题,如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演变的规律性(世界艺术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原理)方面取得的极为重要的成果;对“方法”和“风格”或运用于文学史的“进步”概念等范畴所作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更准确地确定系统分析的原则等许多方面—《世界文学史》的编写只能在包括它依据上述这些在内的那种程度上才能够顺利进行。同时,编写《世界文学史》一事本身推动了比较文艺学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加速研究。在这方面只要提一提如下问题就够了: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类型学方法在文艺学中的作用,西方和东方艺术文化发展的比较分析,世界文学发展过程统一原则的内容,这一原则与另一个基本规律—历史发展的不平衡—的相互作用的性质。《世界文学史》的编写使得研究上面列举的问题的兴趣变得浓厚了,同时这种硏究的各种成果也丰富了编写工作。

《世界文学史》是大批学者的工作成果。除了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全体科学研究人员,参加该书编写工作的还有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学和巴尔干学研究所的科学研究人员,苏联科学院及其各分院的其他研究所、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国立全苏外国文学图书馆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的教师等许多其他的专家。

准备编写《世界文学史》这样篇幅浩瀚和复杂的巨著花费了不少时间,经历了各个不同的阶段(包括科学界广泛讨论本书各卷的纲要和样本),采取了全苏规模的专门科学措施,这些措施有助于更准确地阐明作为本书基础的理论原则和文学史原则。列举所有这些阶段和措施是不必要的,不过,我们有责任在这里向参加书面评论和口头讨论《世界文学史》各卷先行准备材料的、以及直接参与各卷组织工作的所有科学组织和学者个人表示深深的谢意。

与此同时还必须怀着感激之情指出那些对编著《世界文学史》全书的领导工作作出了特别重大贡献而现在已去世的学者的名字。他们之中首先是伊凡·伊凡诺维奇·阿尼西莫夫,他在任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时发起编写这部科学巨著。还有尼古拉·约西福维奇·康拉德,他的深刻思想促进了我国科学界对世界文学过程的比较研究的发展,深化了并且继续深化着现在陆续问世的本书各卷的内容。还有鲍里斯·列昂季耶维奇·苏齐科夫,他多年来和尼·约·康拉德院士一起分担本书主编的职

务。还有罗曼·米哈伊洛维齐·萨马林,他是世界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部主任,为奠定《世界文学史》的基础也做了不少工作。还有伊里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涅乌波科耶娃,她从编写《世界文学史》一开始就主管世界文学研究所相应的处(后来改为部),直到1977年逝世为止她一直肩负着在科学和组织上直接领导编写这部结构极其复杂的创新之作的主要重担。伊·格·涅乌波科耶娃在制定对各民族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理论原则方面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世界文学史》的编著者们在确定已构想好的研究著作的轮廓时必须解决不少复杂的任务。他们面临的首要理论问题之一是定义已着手编写的著作的“成分”。这个问题与阐明“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下的著名定义中,“世界文学”这一术语是用来说明世界文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的,这个阶段之产生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完成阶段所引起的深刻社会变化的客观结果。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他们那个时代的现实,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同时,“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并不限于这个具体的历史和地方性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简略勾画出的这个变迁是由先前全部的世界文学史已经作了准备的;它是先前世界文学史的独特总结,如前所说,是合乎规律的总结。因此也可以从更广泛的方面来谈“世界文学”,就是说认为“世界文学”是从上古时代起到我们这个时代为止世界所有民族文学的总和。同时,这里所说的总和不是简单的机械的总数,而是要研究它各部分的内部对比和相互联系、研究这些对比和相互关系的不断变化,以便揭示决定这些变化、这一运动的实质和意义的基本规律性,这一运动最终将导致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质的飞跃。

然而,还有另一种关于世界文学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世界文学”的概念只包括人类艺术文化中具有永恒世界意义的最巨大成就。这种观点在西方学科中得到了特别广泛的传播,它把世界文学史说成是一种“包罗万象的”、“超民族的”、从文学发展的民族形式的具体分析中抽象出来的现象,从而具有十分鲜明的政治色彩。按照这种观点,“世界文学的整体是被阉割的、没有民族特色的‘整体’”(伊·格·涅乌波科耶娃的说法)。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立场来看,这种观点是不能接受的。

现在出版的《世界文学史》是建立在另外一些原理基础上的。如果说把世界文学史理解为各民族文学的简单的、机械的总和显然是不能接受的,那么力求尽量广泛地包罗世界各民族文学在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整个发展史上的贡献,就具有原则性的、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意义(当然,要考虑到,究竟什么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因为“文学”这概念在各个世纪的进程中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看来只有实现这一任务(这也是《世界文学史》的任务),才能为探索世界文学过程的客观规律性创造最佳的可能性。所谓“小”文学有时能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珍品,能成为此类全面概括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全面的概括,我们关于世界文学过程的概念就会存在严重的缺陷。最后,应该强调,这样的写法有助于克服无论欧洲中心主义或东方中心主义都具有的片面性和科学上极为有害的极端化。

在奉献给读者的这一著作中,东方和西方文学发展途径的对比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解决这个复杂的历史类型学任务时,《世界文学史》的作者和编辑们一方面竭力避免简单地缩小东方和西方的差异,避免机械地把它们归结为通常由西欧文化中通行的标准所决定的一种类型,另一方面,也要竭力避免另一种同样先入为主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西方和东方仿佛自古以来就是互相排斥的,因此在东方一切都必定是和西方不同的,首先必定是比西方更古老的。集体创作的这部著作的参加者在对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中的相似现象进行对比时,在阐明存在于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和类型关系时,同样也分析了许多世纪进程中形成的、处处都决定文学发展的那些规律性的特点。例如,十九世纪以前引人注目的是东方文化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东方文化中传统因素的作用较稳固,东方文化的特点往往是与城市文明有联系的进步倾向的兴起和衰落的不断交替,此特点具有重大的意义。显然,它有某些内在的和外部的原因(例如,蒙古人、鞑靼人、土耳其人的人侵造成了毁灭性和灾难性的后果—在东方和东欧各地区的广大土地上彻底消灭了高度文明的富有成果的发源地,打断了它的自然前进运动)。整个说来,东方固有的特点是中世纪文化很强的延续性和丰富性,它那里的中世纪文化能兼收并蓄各种极不相同的倾向而自己不会遭到重大的破坏。同时,尽管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发展各有其特点,但如果从按类型概括的角度来分析,它们都是分阶段朝着共同的方向从古代经过中世纪发展到新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