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全14册 马端临著 2011

《文献通考》，是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全书共348卷，分为24门，分别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

《文献通考》，简称《通考》，中国古代政书的一部。宋末元初马端临编撰。从上古到宋朝宁宗时期的典章制度通史。是继《通典》、《通志》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和《通典》、《通志》合称“三通”。

“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文献通考》是继《通典》、《通志》之后，规模最大程度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

点校本《文献通考》，以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武英殿校刊本为底本，以余谦补修本（简称元本）、慎独斋本（简称慎本）、冯天驭本（简称冯本）、光绪二十二年浙江书局（简称局本）刻本为校本，并查阅《文献通考》所用的其它书籍，吸收近人校勘成果，凡校正讹误之处，于卷末写出校勘记。这样一部历史典籍的点校整理出版必将大大方便学界对《文献通考》一书的使用和相关领域的研究。

马端临，字贵与，号行州，江西乐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

历代学者对二书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见称，《文献通考》以博通见长，各有独到之处，应互相参证而不可偏废。《四库提要》论之云：“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行的刻本为清乾隆年间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证，其后复刻者多以此为底本，重要者为江西崇仁谢氏及浙江书局等本。

《文献通考》与《通典》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扩大和提高；《通志》只做到旧史书的粗略总和，《文献通考》则予以重新组织，表达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变法和杨炎的两税法，对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马氏明确指明其重要历史意义，而不因自己对二人的否定态度而否定其经济政策。又如五代时期，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的张全义，对恢复洛阳一带经济生产起过有利作用，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因他出身于“群盗”，仅略记数语。而马端临不仅详记其事，而且加按语云：“全义本出‘群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划，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者，所不如也。贤哉！”作了有力的颂扬。
马氏著《文献通考》，在《自序》中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之事迹，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略如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总起来说，是使“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这就形成了这部书的消极面，虽有同情人民之处，但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立言。又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部门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寥寥；又如《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一书，无甚订补。
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的目的，是为了弥补《通典》的不足。他认为“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但“时有今古，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因此，他以严肃的态度另行撰写。“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如果“载之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他就“研精覃思”，“窃以己意而附其后”，这样，他就完成了一部既有翔实丰富的史料又有深思独到的观点的史学名著。

《文献通考》对宋代典章制度的记述特别详细，可以订正、补充《宋史》诸志的地方甚多；对历代制度演变的评论颇多独到的见解，实为研究宋史的一部基本史籍

中华书局版《文献通考》是十四册的大部头，可以说是中国制度史的顶尖作品，但是，一人之力毕竟有限，故而有些部分直接摘录他人著作。例如礼乐部分取《通典》，而《经籍考》则取《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此书中宋代资料占一半以上，是研究宋史的必备。

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文献通考》质量优良。当当网在75折的基础上，近日又打了八折，故而以六折购入。仍用了1100元，但物有所值。

文献通考，这本大书和通典一样，是需要且值得读的政书。个人认为超过通志远甚！个人有一部中华书局版的影印版上下2册版的通考，修《中国史学史》时，查阅唐前史官设置，时常翻阅，那个累啊 ---影印版不是用来读的啊！！现在终于有标点印刷版了，别的没啥就是贵啊--朝贵。怎么办？咬咬牙，买吧！

文献通考的专家点评：

马端临治史的方法主要有综合分析法、比较法等。综合分析法是综合诸家认识，层层剖析，追根溯源，既有批驳之论，又有独立的见解。他用综合分析法解决了五服之制与封禅等久悬不决的问题。比较法，是从文献典籍入手比较同一事物的不同记载，或者以历史事件为纲，比较其演变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特征。从比较异同中，发掘历史的底蕴和脉络。在比较中他发现了“官品”与“人品”的区别，将“孝廉”产生、演变、名存实亡的过程展示了出来，别开生面。通过比较他发现唐宋十六卫虽名称有异，职责则是一致。
马端临治学不信怪力乱神，反对道听途说。因为他敢于破除迷信，包括对鬼神的迷信，包括对前辈学者的迷信，所以在纠谬正误方面能够屡建奇功。在纠谬正误过程中，他围绕主题，由点及面，对相关问题一一进行清理。对于自己有疑惑的地方，不随便下判断，而是指出可疑点，注明“当考”。
《文献通考》时间断限从远古一直写到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对宋以前的历史做了全面的总结，把历史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太古时期，是指三代以前；第二个时期是夏商周三代；第三个时期是秦汉以后。他还对三个时期的特点做了总结，认为，第一、第二时期的社会“有公天下心”；第三时期“无公天下心”，所谓“秦既灭六国，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皆视为己有”。虽然这种“公”、“私”分期方法不太妥当，但是这种宏观的观察分析历史的方法在当时还是显示了其进步性。
对于历史的发展， 马端临认为是受“势” 的支配， “不容不然”，“不容不如此”。而“势”又是受“利”的支配。所以他认为像井田制封建制等已经成为过去，要想返回去是很困难的，后世不能幻想靠照搬古代的某种“良法”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和当前的社会危机。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他赞同变法。对于两税法，他认为是“乱离之后，版籍既已隳废，故不容不为权时施宜之举”。他破除了那种理财之臣都是聚敛之臣的偏见。对王安石变法，他虽有批评，但基本还是肯定的。
他极力赞赏汉文帝、隋文帝躬履俭约，轻徭薄赋。而且对隋文帝为完成统一，建新都、平陈、平叛花费大量钱财，毫不吝惜也做了充分的肯定。并且认为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之治与隋文帝重视法律，赏信罚必，是暗合孔孟之道的。
马端临编撰《通考》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成书于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历时22年。元仁宗延佑六年（1319年），道官王寿衍访得此书进呈。此书得以流传。自刊刻以来一直得到好评。元人评价他：“行履端纯，词章雅丽，家传鼎鼐之谱，幼馆阁之储，知前代之典章，识当世之体要。” “凡于治道有关者，无不彪分汇列，井井有条，治国安民，特举而措之耳，此可谓济世之儒，有用之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对《文献通考》颇多指责也还是肯定它：“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按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按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后人对马端临在南宋灭亡后独善其身的做法也有所批评。特别是他为了不触及元宋交兵，而把《文献通考》截断在嘉定五年（1212年），使宋代典章制度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文献通考》问世后，代有续作，形成了一套前后连贯自成系统的《文献通考》系列。
《续文献通考》有两种。
明代王圻所撰。比《文献通考》增加了节义、谥法、六书、道统、氏族、方外等门，发展成30 门。共254卷。年代上与《文献通考》相衔接，上起南宋宁宗嘉定，下至明万历初年，辑宋末、辽、金、元、明史事议论，明代部分最为丰富。但因记载议论有关对金和后金（满洲）之事，触犯清的禁忌。《四库全书》没有收录，也不在“十通”之列。
一是清三通馆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编撰。后经纪昀等校定。体例基本与《文献通考》同，只是从郊社、宗庙两门中分出群社、群庙。合计26门。记载从宋宁宗嘉定年间至明末四百多年政治经济制度的沿革。对《文献通考》所未详的地方也有所补正。食货部分占到了33卷，比重大大超过了《文献通考》。
《清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的续编。乾隆时官修。成于乾隆五十二年。记事上起清初，下断于乾隆五十年。体例与《续文献通考》同，分26 门，共300卷。增加了前代所无的八旗田制等。
《清续文献通考》， 《清文献通考》的续编，近人刘锦藻纂。从1894年开始编，完成于1921年，首尾28年。共400卷。体例在《清文献通考》基础上又增加了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四门，共三十门。年代与《清文献通考》相衔接，包括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后到清末。其书还记载了很多清末新疆石油史料。
《文献通考》最初刻于元泰定元年（1324年），有西湖书院刊本，现已不存。现存的有元后至元五年（1339年） 余谦补修本，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慎独斋刘洪刊本，嘉靖四年（1525年）冯天驭刊本，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武英殿刊“三通”合刻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浙江书局刊本。比较易见的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的万有文库“十通”本。其中以晚出的浙江书局本错误较少。中华书局、浙江古籍出版社都有影印本出版。2011年9月，中华书局以清乾隆十二年校刊的武英殿本为底本出版点校本。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马端临撰。成书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前后撰述历时二十馀年，初刊于元至治二年(一三二二)。通行本有：泰定间西湖书院刻元明递修本(此本最早)、明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建阳刘洪慎独斋刊校正本、明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司礼监刊本、清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武英殿刊本、清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崇仁谢氏刊本、清映旭斋刊本、一九三五年万有文库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本。
《文献通考》之名来自马端临「自序」所说：「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臣僚奏疏诸儒议论谓之献」，是杜佑《通典》之后最为通博的典章制度通史巨著。全书分二十四门：一、田赋考七卷、二、钱币考二卷、三、户口考二卷、四、职役考二卷、五、征榷考六卷、六、市考二卷、七、土贡考一卷、八、国用考五卷、九、选举考十二卷、十、学校考十卷、十一、职官考二十一卷、十二、郊社考二十三卷、十三、宗庙考十五卷、十四、王礼考二十二卷、十五、乐考二十一卷、十六、兵考十三卷、十七、刑考十二卷、十八、经籍考七十六卷、十九、帝系考十卷、二十、封建考十八卷、二十一、象纬考十七卷、二十二、物异考二十卷、二十三、与地考九卷、二十四、四裔考二十五卷。其中从经籍考至物异考五目系出新创，资料之丰富超过《通典》数倍，全书一半以上是宋代史实，中唐以下内容可与《资治通鉴》参补。有马端临自序、戊辰(一七四八年)乾隆序。
有关教育典章制度主要载于《选举考》、《学校考》两门。系根据《通典》的《选举典》分出。
《选举考》共十二部份，第一至七考记举士、第六考记贤良方正、第七考记孝廉(含武举、任子考)、第八考记童科(含吏道、方伎考》、第九至十一考记举官、第十二考记辟举。《学校考》共七部分，第一至三考记太学、第四、五考记祠祭褒赠先圣先师。第六考记幸学养老、第七考记郡国乡党之学。与《通典》相比，特点明显：
一、把学校教育从选举中独立出来，更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古代举士与养士为一体，但自从科举取士制度建立以来，举士的职能就从学校教育中分离出去，成为相对独立的活动，虽然在实际上其对学校教育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毕竟两者性质不同。马端临把学校教育从《通典·选举》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立是个创造，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举士与养士两种不同活动的历史轨迹。
二、内容丰富、范围广泛。《选举考》囊括了有关选士的所有活动，选士制度以举士、举官为主，作者以七卷、三卷的篇幅分别叙其事实，对其他孝廉、童科、辟举、贤忍良、方正也专门记叙，同时也不忽略武举、任子、吏道、方伎等方面的活动。《学校考》则包罗了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
三、详近略远。这个特点体现在各考中，就是记宋代史事的篇幅比其他朝代都大大超过，例如《选举考》一至五为举士，其中专记宋代举士史实的篇幅从第三考中间至第五考，整整占举士考百分之五十的篇幅，《学校考》第一至三考记宋以前历代太学史实，其中第三考专记宋代太学，对两宋诸帝的兴学重教措施及前后变化情况罗列极详。
四、重点突出。以太学考例，作者从我国学校教育的源头记起，「王制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志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志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进入汉朝又有新的发展，「汉兴，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兴太学」，重点记叙了董仲舒对策，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员，立五经博士，设科射策，成帝时太学弟子达三千人，东汉明帝为四姓小侯设学读五经、章帝白虎观大会，太学生政治运动，灵帝诏刻石经及鸿都门学之设置等重要事件，表明汉代学校教育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高峰。记叙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时期的教育，以隋唐五代为重点。对学校教育发展中有重大影响的制度叙述准确、详尽。例如「隋文帝开皇中令国子寺不隶太常，自前代皆属太常也」，「唐制凡六学，皆隶于国子监」，六学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太宗贞观五年以后数幸国学、于门下别置弘文馆、于东官置崇文馆、遂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舍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此外对教材、学生入学条件，考核举官方式等都有丰富的材料，突出子隋唐时期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二个高峰的特点。
五、史料典型、先后有序。例如郡国乡党之学考以「学记曰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开头，按朝代先后记叙了郡国乡党之学的发展过程，重要事件几无遗漏。对汉时蜀郡守文翁兴办郡国学，宋代白鹿、石鼓、应天府、岳麓等书院建置之本末记载甚明，并揭示宋初四大书院著名之原因：「嵩阳、茅山后来无闻，独四书院之名著，是时未有州县之学，先有乡党之学。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辍，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盖皆欲仿四书院云」。对地方学校有影响的教师也加以记述。例如记胡瑗「安定先生胡瑗自庆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馀年，束修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为政多适于世用。……庆历四年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至今著为令」。对于宋仁宗、哲宗、徽宗、高宗时学校发展记载颇详。例如庆历四年范仲淹兴学、崇宁元年蔡京兴学、三舍法在太学及州县学的推行情况，教师的聘用考核。还通过按语的形式进行评论。例如「按熙宁之立学校、养生徒、上自天庠、下至郡县，其大意不过欲使之习诵新经附和新法耳。绍圣崇观而后，群临用事，丑正益甚，遂立元佑学术之禁，汉令郡县置自讼斋以拘诽谤时政之人，士子志于进取，故过有拘忌，盖言休兵节用则恐类元佑之学，言灾凶危乱则恐涉诽谤之语，所谓转喉触讳者也，则惟有迎逢谄佞而已。」
有关本书的研究，主要有一九三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陈志宪的《通考序笺》。

文献通考详细目录：

1-序
2-●卷一田赋考一
3-●卷二田赋考二
4-●卷三田赋考三
5-●卷四田赋考四
6-●卷五田赋考五
7-●卷六田赋考六